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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体系与国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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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已降，中国国内的宪制演化就从属于世界体系的演变。中国历史研究者强烈地希望掩盖这种不够体面的事实，以致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解释能力和参考价值。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辛丑条约》确定了条约体系在远东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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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体系不仅是一系列利益安排，还确定了列强对中国的宪法仲裁权。晚清的立宪君主国改革和早期民国的立宪共和国实验都是在国内体系中落实世界体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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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努力的样板是明治日本。后者自《神奈川条约》以后，就陷类似的条约体系当中。日本通过一系列内外改革，在1911年（多么富于象征性的年份！）最终完成了修约进程，加入了国际体系。这些努力包括：建立西欧式民族君主国的内政改革，这是废除治外法权的先决条件；通过日俄战争和八国联军，证明自己维护西欧游戏规则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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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方面，清政府和民初政府的底线是：至少在北京公使团面前，必须维持一个近代国家的体面。没落王朝气数已尽；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的宪法习惯，理应代之以群雄逐鹿的五代十国状态。然而，条约体系的存在使他们不能这样做。任何忤逆东交民巷和各国银行团的权力集团都会迅速在内战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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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想组织国际社会承认的新政府，必须遵守立宪政体和国会权力的表面文章。修改条约体系的代价是：首先要为条约体系服务。段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列强干涉苏俄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日本参加八国联军的对应物。华盛顿会议收回的部分利权，就是中国获得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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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洲列强能维持维也纳体系的长期和平，很难想象中国国内的任何集团有能力冲破条约体系。然而，凡尔赛体系不能跟维也纳体系相比。它排斥、歧视了德、俄两大国，却又无力长期压制它们。条约维护者精疲力竭，条约破坏者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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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体系从最薄弱环节开始破裂。列宁的理论----让中国保持炽热----体现条约破坏者的国际战略眼光。国民革命的后果是国内法统（五族共和、联省民国）的中断和针对条约体系的革命外交。满蒙危机是前者的后果，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件是后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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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战争后期更加严重地践踏了条约体系，受到更可怕的惩罚；因而掩盖了一个事实：从南京事件、济南事件到里顿调查团，国民革命军是主要的条约破坏者。反帝是国民政府的主要合法性依据，是训政党国取代国会法统的主要理据；因而他们很难放弃激进政策而不危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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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若能始终坚持条约维护者的立场，原本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政府。毕竟，在中东路事件当中，最同情中国、相当敌视苏联的美国政府都认为中国才是条约破坏者。对日本来说很不幸，暴乱的军人不具备币原的国际远见，在比赛中途殴打裁判，注定了自己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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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政治层面上，抗战将东北（中国大部分重工业）送进政敌手中，剥夺了国民政府在国内的物质优势。日俄争夺东亚，列强居间仲裁的格局一变为：日本留下权力真空，列强自顾欧洲不暇，苏联居于绝对优势。国际权力政治的冷酷法则告诉我们：游戏规则总是对弱者不利，但游戏规则的破坏总是对弱者更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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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中等人；就推翻游戏规则，指望取代强者。如果你是弱者；就忠于游戏规则和强者，以免受到更大伤害。如果弱者误以为平等（推翻游戏规则）是为自己准备的，就不要指望诸神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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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法原则层面上，中国之命运存在两种选择：或者，在不推翻国内社会生态的情况下，效仿内生现代化国家的先例，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从东南沿海推向内地。这种模式需要几代人的和平发展。或者，推翻国内秩序，籍以集中一切社会资源，集中发展军事力量和相应的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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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可以在一代人时间内缔造军事强国，同时要付出惨重代价，留下长远的后患。显然，国民政府追求的目的不可能用它采取的手段实现。国内渐进路线需要国际协调政策的配合，由尊重条约体系的北洋政府执行显然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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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外交破坏条约体系，就需要激进的国内政策速成军事-重工业体系才能避免自我毁灭。无论国民政府的主观意图如何，它事实上选择了战争与速成的路线，也就确定了路线的终点：中国应该交给更擅长执行这种路线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