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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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各国社会将这些政党当作外来异物，无情地排斥；而中国社会缺少同类的现象。于是，革命政党改造中国社会的工程就陷入先在的悖论。如果不能或不肯摧毁这个社会的政治习惯，改造就会失败。如果当真摧毁了这种政治习惯，很有可能就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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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党-军-国企为核心、以公教人员和其他食税集团为外围的财政结构迅速建立起来。草根群众一如既往地扮演了贡赋提供者的角色。在这方面，“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年”保持了良好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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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政治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没有他们所谓的社会福利，只有古已有之的亚细亚式贡赋分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剥夺农村建设城市）的超经济剥削政策在西欧政治模式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实属离经叛道，在苏联和东欧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一再被人称为亚细亚式野蛮行为。中国推行类似的政策，党内和体制内反对者的意见却大多来自王道仁政论的某种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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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结束后，东欧各国普遍推行农村津贴和农民退休制。早在柏林墙倒塌以前，东欧社会就已经具备了西欧福利国家的某些特征。欧洲统一意味着东欧国家全面复制西欧福利社会，同时发动针对前苏联代理人的社会性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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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在毛主义结束后，却退回到小农家庭分散生产的古老模式。结果，列宁主义的头颅通过官僚体系的身躯站立在小农散沙社会的脚上。基层组织主要因为熟悉的官僚体系、皇权崇拜和帝国想象才能维系服从的习惯；基层直接接触异质的头颅，就会引起这个体系的严重排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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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跟这种体系最接近的政权莫过于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基层实施埃及传统的吏治国家，上层保存希腊殖民文化的修正版。这个政权的财政收入部分依靠国际贸易，部分依靠国内生活必需品的官营垄断贸易。由于国内消费者的散沙地位，托勒密政权的汲取能力远远超过希腊罗马式城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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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东西方世界的历史路径就可以看出：财政-福利问题骨子里仍然是宪制结构或政治习惯的问题。中国式社会对福利的需求度和接受度很低（传统仁政论要求低贡赋、而非高福利，但只有极其缺乏历史感的人才会认为这是某种自由资本主义伦理），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福利政治的两种基础：各等级共治的西欧封建，公民-战士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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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难以承认虚君，原因在于：西欧封建君主的权威来自阶级地位，而不是个人的作为；中国皇帝的权力来自夺权和施政的能力，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中国社会难以接受福利，原因在于：福利的供给和接受取决于阶级地位，而不是个人的作为；贡赋的缴纳和享受取决于功勋，任何人都可以打天下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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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福利问题，需要良好的宪制理解力；而中国的阶级和政治边界模糊不清，心中只有道德人、没有政治人。中国人的政治习惯是平等主义，热爱金榜题名、敌视八旗子弟。非庸酬、非寄生、非慈善的福利政治----作为权利政治产物的福利社会，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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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说：没有经过代议制实现普选制，能否将散沙群众改造为具备充分政治德性的公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任何财政转移支付最终都将变形为某种贡赋分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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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与宪制共同演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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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仅依赖英国人所谓的“健全常识“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当代中国，都不具备直接建成西欧式福利社会的基本条件。不过，任何财政和分配体系的变革都会产生长远的宪制性影响，完全可能因细微的差异改变遥远未来的历史路径。预见和判断这种问题，肯定是极不谨慎的做法。不过，分析和讨论这种问题，却颇有启发性和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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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财政体制都有向下刚性：只要确定了某种财政开支；即使今后财政紧张，另行开源都比恢复原状更容易。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十四世纪以前的法兰西跟英格兰没有明显区别，直到财政署为中央集权提供了一个凝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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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主义国家向珍珠一样，随着每一次战争和财政压力不断积累扩张。鲍德温和麦克唐纳的福利政策只是针对普选制新形势的临时竞选策略，却开启了牺牲帝国利益、支付国内福利的路径依赖；直到联合舰队直取新加坡，依靠威望遗产维持的大英帝国再也无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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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遗产税原本是应对战争的救急措施；战后却无法恢复原状，最终毁灭了英国国运所系的贵族阶级。公共政策的选择一向是诸神才能胜任的可怕任务；在大多数历史关头，当事人的选择都收获了事与愿违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