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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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欧洲的财政危机和经济问题大多可以直接或间接追溯到宪法习惯的改变，他们仅有的选择就是：在大众民主和财政扩张的基本构架下，寻找新的宪制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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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成功还是失败，采取的模式有什么特征；这次正在进行时的宪制危机将会改变已知文明世界的面貌，其重要程度超过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的任何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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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和穆斯林的帝国面临两难选择。他们从政治上考虑，有必要促进臣民的同质化，不断扩大统治基础；从经济上考虑，应该保留尽可能多的纳税人。阿拉伯征服者来到亚历山大、西班牙各地，都要特别报告犹太人的户口，因为只有他们才不会改变信仰、瓦解征服者的税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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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麦叶王朝以阿拉伯穆斯林汲取基督徒顺民为统治原则；随着大多数顺民改信伊斯兰教，帝国的政治和财政结构都面临再造的危机。非阿拉伯的新穆斯林通过阿拔斯王朝实现了更加平等主义、更少贵族色彩的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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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视同仁的土地税和商业税迅速上升。穆斯林的福利日益退化为宗教慈善开支，日益依赖私人基金，不再为帝国财政当局重视。在罗马帝国，公民权的普及是由存心聚敛的平等主义暴君实现的。财政平等化和政治东方化互为表里。尽管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城的福利惯例仍然保留；但随着税收和通货膨胀的普遍上升，所占比例越来越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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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制中国的财政结构是一个同心圆：宗室在圆心，开国军功集团在中层，士大夫在外层。三个集团以不同比例消费良民的贡赋。前两个集团依靠生物学方式增殖，同时顺民不断进入士大夫集团。随着食税集团的膨胀，王朝日益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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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良民都可以加入士大夫集团，天下太平意味着这种进程不可逆。因此，这种政体实际上比身份等级固定的封建制更有自我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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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天下”和“金榜题名”是草根群众唯一认可的合法性源泉。这两种方式都体现能力和机运的选择；失败者只能抱怨有才无运，却不能对游戏规则的公正性提出任何质疑。因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文武两道的体现才是中国真正的宪法习惯，具有高度的内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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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宪法可以接受一个有能力的僭主，但不能容忍一个无能力的虚君。最重要的是：平等是中国不成文宪法的灵魂。西欧混合政体以各等级共治为原则，以等级差异为基础；当然跟中国群众的政治习惯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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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政体演化产生的大众民主—官僚国家却非常符合科举士大夫的习惯性期待，在群众中也具有天然亲和力。然而，模仿大众民主制的根本困难在于：一条鱼如果不是由陆生动物进化而来，就不大可能把鳃改造成肺。西欧大众民主制能够运作，主要归功于混合政体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是中国模仿者不可能具备的，封建性更强的日本反而更具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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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落王朝无法转化为虚君，乡绅和商人无法维系民国。其实，这两者才是近代英美两国行宪的正统路径。无论是由于传统政治习惯冥冥中的裁决，还是由于远东国际博弈的阴差阳错；“天命”落在一组“打天下”的革命政党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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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武装集团当然有不同于帝王的期许，但草根群众对“打天下”的期待仍然是他们服从政党的最可靠基础。其实，即使在帝制时代，首领与军师真正的动员力量也不是古圣先贤的理论，而是平话、杂剧口耳相传的“打天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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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金榜题名”的“坐天下”期待顽强地跟在“打天下”期待后面。这一次没有疑问，革命理论和国际因素都跟这种期待背道而驰；但中国社会本身的习惯不断索取某种士大夫-官僚统治的修正版，只要看到稍有形似的前景就会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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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宁主义先锋队与开国军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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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习惯最大的秘密就在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群众革命模式暗合传统中国的开国英雄-良民打天下模式。先锋队政党将草根群众视为可以塑造的原材料，给予系统的重组；中国草根社会也将原属外来的政党视为有待训练的帝王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