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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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宣布其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将于7月1日重启，这是去年3月福岛核电事故导致日本核电站陆续停运，并于今年5月全部停运以来，首座被重启的核电站；日本核电业面临国内强大反核势力的阻挠所跨出的这小小一步，或许会为其它五十多座反应堆在检修整顿后重启开辟道路，走出目前的电力紧缺困境，也避免重回化石燃料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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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全球范围看，福岛事故对核电业的打击仍是巨大的，其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存在，很可能扼杀近几年刚刚崭露苗头的核电复兴势头；在欧洲，反核派显然已加强了其统治地位，德国人对福岛事故的恐慌似乎比日本人更强烈，原本已经推迟并有望逆转的无核化政策，在事故后被迅速提前实施，确立了2022年实现无核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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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核电的恐惧是极度非理性的，在人类对陌生事物的种种非理性恐惧中，这或许是最极端也最荒唐的一种；从总体历史表现看，核电是非常安全的能源生产方式，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唯一造成了人员死亡的只有切尔诺贝利，直接死亡人数相当于一次中等煤矿事故，因增加甲状腺癌而导致的间接死亡人数相当于一个中型煤矿的同期死亡数，排名前几位的其他核电事故，如福岛和三哩岛，不仅无人死亡，甚至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健康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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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煤矿、油田、火力发电厂、水坝的死亡率比核电站高得多，给周围环境和居民带来的污染也大得多；然而，一座核电站给周边居民和所在国民带来的恐慌，却远远高于其他能源电力设施，比如水坝，常被渲染的既安全而清洁，其实相当危险，导致数十上百人死亡的垮坝事故时有发生，但居住在水坝下游的居民却远比距离核电站上千公里的反核分子更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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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反应看，核电恐慌很好的印证了行为经济学家的损失厌恶（lost aversion）理论，由于核电是新事物，未被人们视为生活的当然组成部分，因而放弃核电虽然代价高昂，却不被计入损失，而它带来的风险即便再小，也被计入了损失；与之对照的是触电风险，美国每年有1200多人触电身亡，许多事故原本可以很低的代价加以防范和避免，但因为人们已将供电系统视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触电风险远远高于核电，却并未引起多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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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从个体反应很难理解核电所面临的狂热阻挠，因为煤炭、石油、水电站、火电厂、电网，还有电力本身，曾经也都是新事物，为何都能克服障碍发展起来，并为人们所习惯和接受？假如世人曾以对待核电的态度对待工业革命以来的种种新能源技术，用同样的安全标准苛求它们，那我们今天大概仍在烧木柴；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苛求耗尽了核电原本巨大的成本优势，否则，高成本的火电水电几十年前就已被完全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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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因为核电太神奇太高效了，以至被视为怪物，加上绿色和平之类的环境破坏组织多年来坚持不懈、不遗余力的渲染摸黑，世人对核电的抵触才远强于其他新技术；核电站的规模和集中性也为个人抵触汇集为社会集体抵制提供了便利，假如幻想中的核电风险像小型柴油发电机、家用燃气灶、插座那样高度分散，同样的风险就不会成为社会焦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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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隐秘但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核电工业的产业链太短，劳动密集度也太低，分布又太集中，这样，该产业所卷入的人数、涉及的利益团体数量和规模、在政治利益格局中的渗透度，都远远不及传统能源工业，投资一个核电站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下游商机都很有限，因而关闭一个核电站所遭遇的政治阻力，也远小于关闭一个拥有上万工人和强大工会的煤矿，这样，它们就很容易在面临舆论压力是被政客抛出了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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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骚扰的成本不能完全转嫁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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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铁官方微博用一个透明装实例提醒乘客谨慎着装，以防骚扰，结果惹来大批抗议声，几位女性还亲临地铁现场，举牌宣示她们的态度：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不过依我看，上海地铁的提醒基本上还是善意的，错就错在不该在最后拖了句“姑娘，请自重啊”，这就对衣着开发者构成了指责，暗示在骚扰事件中她们是有过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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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批评和抗议者将地铁方的言论视为对骚扰行为的开脱，但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做的动机，更可能的是，他们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作为地铁运营商，对发生在其经营场所内的骚扰事件通常负有一些责任，即便没有法律上的，也有道义或声誉上的责任，但是该责任的大小应视其对事态的控制能力而定，假如骚扰的潜在受害者自己完全放弃审慎，不采取显而易见的预防措施，使得运营商无论怎样加强防范（比如增加保安和摄像头），都无法控制骚扰频发的情况，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再为这一事态而指责运营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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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好比停车场也对客户车内物品失窃负有某种责任，但假如许多停车者都不锁车门不关车窗，那就很难将失窃归咎于运营商了；法律在划定责任边界时，需要考虑（无论是法官的理性思考还是形成习惯法的自发机制）执行这条边界的可能性和成本，假如成本不合理，那就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均衡，因而不会是一条稳定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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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是财产权还是骚扰所涉及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的前提是：权利的主人首先要承担主要的保护成本，而不能把负担都转嫁给司法系统（也就是间接的转嫁给别人）；这一原则基于这样的假定：权利的主人有最强烈的动机去防范侵权，也拥有最佳的信息条件，知道该如何防范，假如你既不想被骚扰，却又不愿采取最简单易行的防范措施，那就没有理由要求所在场所的主人或司法系统为你提供保护，这并不是说侵权行为是对的，而是说保护是有成本的，寻求保护首先要证明有关权益值得保护，而最起码的证明是你自己的确珍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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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衣着与骚扰还有另一种关系，上述谈论都假定“什么是骚扰”是清晰而容易界定的，对于身体骚扰，这问题不大，但言语骚扰就没那么清楚了，其界定标准高度依赖于特定社会的习俗和各种圈子的亚文化，同一句话，在不同文化或亚文化中，可能是恭维，可能是骚扰，或者只是中性的搭讪；在某些较为边缘的亚文化中，含有性意味的搭讪或挑逗性言辞是人际交往的常规行为，并不被视为侵犯，甚至可能是受欢迎的，即便对方是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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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小社会，与主流文化相牴牾的亚文化是难以存在的，但现代都市大社会对多元文化具有更大的宽容性，只要遵循自愿和非强制原则，相互间格格不入的亚文化可以相安并行于同一社会，在地理空间上可以交错重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场合，可以在不同亚文化中切换，以不同的人格面貌与不同圈子交往，这种多样性正是现代社会繁荣与自由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