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的论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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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写得还算客观，转过来了。相比观点，我们更应关注事实本身。感谢原作者“红树林子”。

鲁迅和他的论敌们——杨荫榆篇
来自: 水云烟坊

严格说来，杨荫榆不能算是鲁迅的论敌，论敌嘛，你来我往，互相攻击。杨荫榆和鲁迅毫无疑问有论战，但是杨荫榆没有象别人一样留下一堆“资料”可供参考。



    但是，杨荫榆对于鲁迅非常重要。她的名字在鲁迅的杂文中多次出现，甚至比那些著名的论敌还要频繁，因为杨荫榆是鲁迅和很多人结下梁子的重要人物。并且，不要看杨荫榆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但围绕杨荫榆本人，中国近代史很多文字巨匠都发生着关系。



    这个并没有取得什么历史成就的女人影响了中国一段历史。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以她为例，很多人表述着对鲁迅不同的认识。



    鲁迅和陈源著名的论战是因为杨荫榆开始的。杨荫榆1924年担任北京女子师大的校长，顽固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不准学生参加进步活动，因此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后来在当时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开除了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引起社会轰动，为此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7名教授为此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引起陈源《闲话》一文对鲁迅的攻击，并引发了章士钊开除鲁迅。半个多世纪后，杨荫榆的侄女杨降（钱钟书之妻）和章士钊之女章含之（乔冠华之妻）还撰文评论此事。



    又因为杨荫榆是被日寇枪杀而给只看到现象的读者带来了疑问。杨荫榆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要给“女师大事件”定性，因为一切事情都因此而起，这个事件性质定不准确，就无从讨论一切的是是非非。“女师大事件”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的形势下发生的追求解放和自由的爱国运动，斗争的实质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而杨荫榆作为北京女子师大的校长，对运动形势和本质判断错误，并且采取了激进的办法，激化了与学生的矛盾，最终遭到了批判。女师大斗争最激烈时，杨荫榆的私人住宅的屋顶上，扯起了一面美国国旗，希求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并以此震慑学生运动，同时请求大批武装军警包围了女师大校园（1925年8月1日北京《京报》记载），下令割断电线，封锁校门，断绝交通，停止一切供给。她还雇佣了一批流氓殴打学生，刘和珍等好几个学生被打伤。鲁迅先生以及别的教授曾亲眼看到杨荫榆这种蛮横行为，非常气愤，坚决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这个事件持续了近一年之久，如果没有北洋军阀政府为杨荫榆撑腰，她也许早就下台了。直到一九二五年底，北洋军阀政府在众怒难犯的情势下，在革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撤换了杨荫榆。由此可见，在这场风潮中，杨荫榆确实充当了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说她是北洋军阀的爪牙，并不冤枉。



    鲁迅在很多文章中批判过杨荫榆。



   《纪念刘和珍君》中说她是“广有羽冀的校长”。



   《“公理”的把戏》一文中说：“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复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



    《华盖集·后记》中说：“我在〈‘公理’的把戏〉中说杨荫榆女士‘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开除’，那地点是错误的，后来知道那时的请客是西长安街的西安饭店。”



    《“碰壁”之后》中说：“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碰壁”之余》中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说：“我说她是梦话，还是忠厚之辞；否则，杨荫榆便一钱不值；更不必说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



    当时的杨荫榆的确一钱不值，但杨荫榆并不是一味的坏人，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怎么样看待鲁迅批判过的人，或者说怎么样看待一个人。这个题目太大，还是讲讲杨荫榆。围绕这个人的各种评论，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鲁迅的微妙的感受，也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微妙的心理。



    杨荫榆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除了反动的一面，还有可同情乃至可钦敬的一面。杨荫榆十几岁就由母亲包办嫁给一位低能且长相丑陋的蒋姓少爷。据杨荫榆胞兄杨荫杭和侄女杨降都有回忆：那个少爷，老嘻着嘴，露出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口水。面对这么个不堪入目的丈夫，性格倔强而有主见的杨荫榆，进行了最彻底的抗争。她誓死不回婆家，用决绝的态度来废止这场婚姻，在无锡城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由此，她孤身一人踏上了漫漫人生旅程，终身再未婚嫁。她一反传统的“妇道”，读书，留洋，经营校政，献身中华女子高等教育。她先是参加由其兄杨荫杭及朋友于无锡创办的“理化会”学习，继而入苏州景海女中读书，后转学至上海务本女中，1907年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18年又由教育部出资被送到美国留学深造，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学成归来，先后出任苏州女师教务主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而她的死更可以用辉煌来形容。被免除校长职务后，她回到家想当了一名英语老师。当年日军占领苏州，无恶不作。杨荫榆目睹周围邻居饱受日军烧杀抢掠之苦，挺身而出，多次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们纵容部下奸淫掳掠。街坊的妇女害怕日军挨门逐户找“花姑娘”，都躲进了杨荫榆家。日本兵终于对她下了毒手。1939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把她骗出门外，来到一座桥顶上，把她扔到了河里，日本人没想到他居然会游泳，就又向她连开数枪，直到看见河水被鲜血染红，才扬长而去。杨荫榆死后被乡人草草掩埋了一下，直至一年多后，二姐杨荫芬为她俩合买了一块墓地，她才得以入土为安。

    应该说，杨荫榆晚年是做了很多有气节有大义的事情的。这个人不坏。



    而他和鲁迅的争战不是因为个人如何，而是因为思想的差异，因为对待“当代中国问题”这个大问题的差异。



    现代评论派、鸳鸯蝴蝶派、第三种人、新月派的、论语派等于鲁迅的争论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有错，也有值得学习和继承的地方。现代派反鲁迅，但他们也反当局反军阀。鸳鸯蝴蝶派反鲁迅，但他们也反帝爱国，同情百姓。第三种人的贡献集中在文学理论的发展上。新月派提倡的个人写作在今天应该是一种文学的正确的方向。论语派的林语堂对鲁迅有错误的认识，但总的说来，非常尊敬，评价非常高。



    从鲁迅的论敌的状况我们偏偏又能看到鲁迅的伟大——他很少私敌。



    尽管如此，毕竟是论战，我们还可以从后人的评说中读到一些异味。



    钱钟书唯一一次评论鲁迅，说他“短气”，其夫人杨降是杨荫榆的侄女，杨降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提到杨鲁之争的时候，用了一句非常让人费解的句子：“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不要说她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就是以她的学问和她与杨荫榆的关系，说不知道“女师大事件”有点让人费解。也不费解，说不知道，就是漠视，漠视这件事，就是漠视鲁迅。如此而已。这不是强盗逻辑，而是一针见血。



    “女师大事件”后，章士钊开除了鲁迅的公职。前段时间，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回忆父亲时说：“父亲并不知道开除的人里有鲁迅，他看是公文，别人画圈，她也画圈，根本没仔细看，不知道里面又鲁迅的名字。”这纯粹是胡扯蛋了。不要说当时鲁迅的名声已经到了把鲁迅写在哪里都特别醒目的地步，也不要说当时章士钊也是积极论战的人，就是以章老夫子的认真劲，他会不看公文？呵呵，宁肯用工作不认真来损坏章士钊，也不愿用开除鲁迅来损害章士钊。这看起来是损坏章士钊，其实，不是保护吗？



   一个人的名声是靠专意的保护保护不起来的。就如杨荫榆，她让鲁迅骂了个一钱不值，但今天后人能公正地评价她，并没有因为鲁迅的“骂”而抹煞她的气节和大义。因为她的确有错，也因为她的确有气节和大义。



反观一些人的态度，一心想靠模糊历史和误会历史去证明什么，处处都想偷偷的悄悄的动点手脚，不要说鲁迅，可能杨荫榆也不会答应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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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读过初中的人对陈源这个名字都不陌生，因为鲁迅先生一篇《纪念刘和珍君》。也是在那篇文章中，我们记住了鲁迅最有力量的那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篇文章收在《华盖集》中，是杂文，其实也是一篇深情的祭文，深刻的散文。



    鲁迅和陈源的论战持续了将近一年，其论战就是以刘和珍等人开始的，但不是在刘和珍牺牲的时候，而是从早一年的“北京女师大学潮”开始的，只是到了刘和珍牺牲达到了高潮。刘和珍的死，让一些人警醒，让一些人悲痛，让一些人恐慌。不知道陈源属于哪一类。



    但我想她总该是有感触的。陈源的学问和文笔，按照另一个“反鲁大师”苏雪林的说法就是：“但胸罗万卷而不轻著作如陈源其人者，也真罕见。”这样一个胸洛万卷的人只留下了一本《西滢闲话》，其中有74篇是发表在《现代评论》的文章。而他和鲁迅的论战，就是以《现代评论》为根据地的。可是，刘和珍死后，陈源基本上不再动笔了。



    1924年底和1925年5月，北京女子师大爆发学生运动，校长杨荫榆开除了六名学生。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七名教授为此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陈源就在这时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一文，指责鲁迅等人“暗中挑剔风潮”，并要求当局给学生“以相当的惩罚”。鲁迅为此发表《并非闲话》一文给予批驳。后来随着女师大事件的发展，双方论战愈来愈烈。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他又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中发表文章，一面谴责英日兵警对中国人民的野蛮屠杀，一面又主张对帝国主义只能据理力争，期求将人民大众的反帝爱国斗争限制在所谓法律范围之内。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他一方面批评北洋政府，一方面又指责学生领袖的正义行动。他的这些言论，同样遭到鲁迅的驳斥。



    陈源和鲁迅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你来我往，各抒己见，而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火药味甚浓。事实上，这也应该是鲁迅打过的很多“嘴仗”中过硬的、轰动的、影响极大的一场。从某种程度来说，鲁迅经历了这一场洗礼，变得更加坚定，更加明确，更加深刻。鲁迅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思想家的，它的思想来源于论敌们给他的压力和影响。比如这一场战争，鲁迅面对着杨阴榆、陈源、徐志摩、胡适等很多当时的也是历史的“文士”，和这些人论战，逼着鲁迅成熟起来，坚强起来。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是陈源和鲁迅论战的重型武器，陈源对鲁迅的评论集中表现在这几封给徐志摩的信里。后来徐志摩把这几封信在《现代评论》登了出来。



    “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



    “他没有一篇文章不放几只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的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作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以上这些就是陈源攻击鲁迅地方。然后，在信的最后，他又宣扬自己，“志摩，不要以为我有生气了。我不过觉得鲁迅先生是我们中间很可研究的一位大人物”，“所以我宁可受些委屈，不愿意也不能与人相骂。”



    鲁迅对陈源的反击集中在《不是信》一文。读《鲁迅全集》，几乎每一页都会让我哑然失笑或会心微笑。陈源和徐志摩互相通了很多信，多有攻击鲁迅的言论，鲁迅用题目先幽他们一默--你们写了那么多的信，我写的“不是信”。如此而已。



    鲁迅对陈源的反击，不是和他争理论，不吵架，你说我是刑名师爷也好，爱骂人也好，放冷箭也好，抄袭别人也好，我都嬉皮笑脸，但是我对你举出的例子要加以反驳。



    陈源说鲁迅说他和杨荫榆是亲戚，并且“吃了她许多酒菜”，说鲁迅造谣。鲁迅就说，你们是亲戚我没说过，但杨女士喜欢请别人喝酒吃饭是事实，报纸上都登过。



    陈源说鲁迅造谣说李四光每月从京师图书馆拿五六百元的薪水，而事实上李四光拿的是二百五十元。鲁迅说，就是五百元，不是五百元吗？不过是另外二百五十元他主动捐给图书馆买书了。这不是我鲁迅说的，这是李四光自己说的，他在《晨副》上自己登的启示。



    陈源说鲁迅太刻薄，把一个抄袭郭沫若诗的年轻人骂得“刻骨镂心”。鲁迅说，天哪，郭沫若的诗我都没看过，我怎么会知道有人抄袭郭沫若呢？



    陈源说鲁迅的《中国小说略史》是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说，那的确是我的参考资料之一，可是我的《略史》二十八篇只有两篇和它有联系，其他二十六篇呢？并且鲁迅又指出了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错误。



    陈源和鲁迅的这一次论战，由于陈源悲鲁迅所激怒而很多讥讽不实之辞，甚至受到了他的同类的澄清。到最后，连他的同壕徐志摩和胡适都劝他和鲁迅“带住”。鲁迅又写了《我还不能“带住”》。鲁迅说了一段铿锵有力但又悲壮还带有些许伤感的话：“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这就是鲁迅，孤独傲岸的鲁迅。



    陈源与鲁迅之争的实质，其实是自由的个性的人道的解放的思想和腐败的绅士的保守的萎缩的思想的交锋。陈源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五卅惨案，全国都在掀起反帝爱国运动，而他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中发表文章，一面谴责英日兵警对中国人民的野蛮屠杀，一面却又主张对帝国主义讲道理，讲法律。这种所谓“正人君子”类的思想，在鲁迅看来就是教别人做奴隶。能够好好生活的人不愿意看到生活不下去的人因为反抗而扰乱他们的生活，鲁迅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这种思想的卑劣的表现和根源。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或者说知道还让他们再忍忍，所以，善良而坚强的鲁迅站了出来，嬉笑怒骂，不依不饶。鲁迅的杂文，这个时期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在他所有的杂文中显得更加冷酷，就是这个道理。



    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清光绪22年(1896年)生人，无锡人。民国元年(1912年)春，经表叔吴稚晖介绍赴英国求学。初入爱丁堡中学，毕业后进爱丁堡大学，后转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民国10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民国11年，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民国13年，与胡适、王世杰等13人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主编之一。陈源这个人，他的好友徐志摩《自剖求医》一文中对他有这样的描绘：“我的朋友……说话是绝对不敏捷的。他那茫然的神情与偶尔激出的几句话，在当时极易招笑，但在事后往往透出极深刻的意义，在听着的人心上不易磨灭的。别看他说话外貌乱石似的粗糙，那核心里往往藏着直觉的纯朴……”苏雪林则这样评论他的《西滢闲话》：“《西滢闲话》何以使陈氏成名，则因每篇文章都有坚实的学问做底子，评论各种事理都有真知灼见。尤其时事文章，对于当前政治社会的各种问题，分析清楚，观察深刻，每能贡献很好的解决方法。至于文笔则又修饰得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不过，从他说鲁迅《中国小说略史》是抄袭的论调看来，他倒深刻不到哪里去。说鲁迅抄袭，连陈源的后盾胡适都说这次陈源没说到点子上。而另一个同样对鲁迅芥蒂了一辈子的梁实秋却说鲁迅的《中国小说略史》是鲁迅作品中“唯一可以读的”。



    至于陈源文笔到底如何，公说公的，婆说婆的了。我看他的文章倒也通顺，也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清楚。看这一段：“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力量不及他人的什么都逆来顺受。我们虽然打不过人家，我们不妨据理力争，不妨用他种方法与他们奋斗。我们固然不宜宣战，但是要求英国撤回公使，派兵到租界去保护人民并不就是宣战。英国的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因为他们是以民意为向背的，中国政府这样的态度正可以告诉英国民众这次的运动不是暴动，而是全国的义愤。英国握政权的固然是帝国主义者，普返民众，尤其是劳工阶级可不全是帝国主义者。”把自己的论调说得非常清楚，可是，就是因为他说清楚了，才让鲁迅先生穷追猛打，他要说不清楚，可能鲁迅还真没有了靶子了呢。

二师兄UID: 118950

虽然很多人说鲁迅过于刻薄，但是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还是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