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途更著黎衣冠（曾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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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苏轼在惠州作有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据《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至京师，章?笑道，苏轼还这般快活吗?于是就把苏轼再贬儋州。苏轼再贬儋州当然决不仅仅是因为章?不满他的“春睡美”，偏要弄得他睡不着；而是同绍圣4年(1097)朝廷再次普遍加重对所谓元皊党人的惩处分不开的。绍圣元年(1094)只是追夺了司马光等人的死后谥号。绍圣4年(1097)2月，朝廷先借口司马光等“偶缘身死，不及明正典刑”，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不久又追贬为朱?军司户；接着又借口死者已重处，而生者“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轻重失当，生死异同”，把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流放到岭南，韩维等三十余人也被贬官。苏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再贬儋州的。 　　苏轼再贬儋州时，已经六十二岁。他认为自己再没有生还之望，便把家安置在白鹤峰，只让三子苏过随行。他说他到达海南岛后，首先是作棺，其次是作墓，死后就葬在海南，并为此立下遗嘱，安排了后事。临行时，“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难道)许生还?”(《到昌化军谢表》)当时的情景确实有些凄凉。

　　与此同时，苏辙也再贬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的海康境内)。苏辙3月得到诏命，沿着三年前苏轼赴岭南贬所走的路线行进。苏轼4月17日才得到诏命，他们皆被命即行，相互间并不知道。苏轼到梧州(今属广西)，才听说苏辙还在前面百来里处的藤州，很快即将追上。
　　他们已经三年不见了，苏轼连忙打听弟弟的健康状况——“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身体还不错。他写诗安慰弟弟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谪海南，作诗示子由》)苏轼非常幽默，他说琼州、雷州虽为海所隔，但还可隔海相望，这正是皇恩浩荡呵!他们一路走得很慢，藤州至雷州才五六百里，他们却走了二十五天：“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苏轼《和陶止酒》)孟光是东汉梁鸿之妻，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妻，此指苏辙之妻史夫人。法喜即闻佛法而喜，佛家以法喜为妻，所谓“我室惟法喜”，实际就是说自己没有妻子，因苏轼侍妾朝云已死于惠州。为什么五六百里会走近一个月呢?清人王文诰的判断大体是可信的：“自五月十一日发藤州，至六月五日至雷，无须行二十余日”
　　，但因“朝命严迫”，“雷州不可逗留，故缓程于途中”。

　　苏辙兄弟于6月5日到达雷州后，雷州知州张逢、海康令陈谔出城迎接，安排他们住在监司行衙，第二天还为他们举行宴会。苏轼在《雷州八首》中写道：“白发坐钩党，南迁濒海州。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篱落秋暑中，碧花蔓牵牛。
　　谁知把锄人，昔日东陵侯。
　　”这首诗充满了个人的今昔盛衰之感。东陵侯指秦汉之际的邵平，秦时为东陵侯；秦灭后，为布衣，种瓜长安城东。苏轼以此比喻自己和苏辙，他们过去也曾官居显位，现在却成了灌园糊口，身杂苍头(奴仆)的“把锄人”了。8日苏辙送苏轼赴海南，9日到达海滨徐闻，徐闻令冯太钧出迎。当时苏轼痔疮发作，呻吟不止。苏辙也整夜不寐，并朗诵陶潜《止酒》诗，劝苏轼不要再饮酒：“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苏轼表示要听从弟弟的劝告：“从今老坡室，不立杜康(传说是酒的发明者)祀。”(苏轼《和陶止酒》)苏辙《次韵和陶公止酒》说：“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
　　连床问动息，一夜再三起。
　　”他劝告哥哥说，现在既像孔子一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了(“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縵”)，停止了一切追求(“其余真止矣”)，那么饮酒也应停止。杜康不可再祀，应祀的是长生不死的仙人安期生：“路逢安期生，一笑千万祀。”6月11日，苏轼兄弟相别于海边，环顾大海，天水相连，茫茫无际；苏轼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大陆，流落到一个孤岛上去，不禁伤感道：“何时得出此岛耶?”但苏轼是一个“善自宽”的人，一转念，就用老庄思想自我排解道，在茫茫宇宙中，整个中国不过是一个小岛而已，谁又不在岛上呢?倒一盆水在地下，小草浮在水上，蚂蚁附在小草上，蚂蚁觉得这一盆水也是茫茫无际的，不知怎样才能爬到岸上。但不一会，水就干了，蚂蚁爬出来见到别的蚂蚁，眼泪汪汪地说，几乎不能再与你们见面了。“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道之路乎?”(《苏文忠公海外集》卷4)想到这里他不禁笑了，他坚信一切逆境终将过去。他们当时没有料到这就是最后一别，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卒于常州，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苏轼于7月2日到达儋州，儋守张中对他很好，让他暂住行衙，并开始整修官舍，为他准备更好的住房。为了让苏轼消遣，张中还常陪苏过下棋；苏轼棋艺不佳，就从旁观战。为了自食其力，苏轼要张中给他一点官地耕种。他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籴米》)不久，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察访岭南，他派人把苏轼从官舍赶出，张中也因此罢官赴阙。苏轼写了三首诗送张中，感谢他对自己的友情：“海国有奇士，官居我东邻。
　　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仍将对床梦，伴我五更春。”
　　(《和陶·与殷晋安别》)

　　苏轼从官屋逐出后，只好在儋州城南买地筑屋，以避风雨。尽管当局对苏轼很不好，但当地人民特别是追随苏轼的学子对他很好，帮他建屋：“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指张中)助畚锸，邻里通有无。”(《和陶·和刘柴桑》)特别是王介石，“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与郑嘉会书》)。经过友人的帮助，茅屋修成了，新居景色宜人：“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比起官屋来，这里宽敞得多：“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屏弃，驱逐)。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新居》)屋子四周有很多桄榔树(一种高大的常绿乔木)，苏轼就用桄榔叶编织了苏东坡三字挂在门上，把这一新居叫做桄榔庵，还写了《桄榔庵铭》。这里是“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他决心生住于此，死葬于此(“生谓之宅，死谓之墟”)。

　　海南人民除帮助苏轼建屋外，在生活上还经常帮助他。有的为他送食：“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吾(《纵笔三首》)?，是古代用于祭祀的烤肉。“定?吾”即一定会送祭灶的烤肉给他。话既说得这样肯定，表明左邻右舍送吃食给他已成常事。从《和陶诗》中的《和拟古》第九首看，当地还有人送木棉布给他御寒：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

　　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

　　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

　　悠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

　　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

　　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

　　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

　　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


　　诗的大意是说，有一位卖柴的山里人，形貌枯瘦而精神充盈。他看见苏轼一身儒服打扮，觉得好笑。苏轼觉得像他这样的劳动者，身居高山，负薪入城，独往独来，既不知什么孔子、颜回，更与荣辱了不相干，确也令人羡慕。可惜语言不通，但从他的神情看，似乎他也看出苏轼是身居草莽的贵人。鉴于今年海风特大，天气寒冷，他还送了苏轼一匹吉贝(木棉)布。苏轼同海南人民的关系十分融洽，田间七十岁的老妇可同他开玩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苏轼有诗说：“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
　　后来大家就叫这老妇人为春梦婆。小孩更爱吹着葱叶，追随苏轼，看稀奇：“总角(儿童的束发)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被酒独行》)一次他访黎子云兄弟归来，途中遇雨，便向农妇借一斗笠和木屐穿上，引得孩子们大笑。有人据此画了一幅《东坡笠屐图》，这幅画是苏轼在海南生活的生动写照。 　　宋代的海南岛还是十分荒凉的地方，丁谓贬海南，作《有感》诗云：“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若到京华。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三百家。夜听猿啼孤树远，晓看潮上瘴烟斜。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州城人口不到三百户，麋鹿甚至跑到县衙游玩，其荒凉就不难想像了。儋州的情况好不了多少，生活条件比惠州艰苦得不可比拟。苏轼说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几乎什么都没有。隔海相望的雷州，情况也差不多。他们弟兄过去过着“十年京国厌肥?(小羊)”的生活，现在是“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煮鸡粥。士人顿顿食砅芋，荐以熏鼠烧蝙蝠。”由于营养不良，他们弟兄都消瘦了：“海康别驾(指苏辙)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相看会作两馰仙，还乡定可骑黄鹤。”(《闻子由瘦》)

　　儋州的气候炎热潮湿，容易生病，年过六旬的苏轼更难适应这里的气候。他说，这里的物品到了春夏之交，没有不发霉的；而人非金石，其何以堪?这里又特别缺医少药，他只好托人从内地给他寄一些药来，一则供自己治病，二则也可救济他人。他在《答程全父推官书》中说：“彼土出药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为寄少许。此间举无，有得者即为稀奇也。
　　间或有粗药以授病者，入口如神，盖未尝识耳。”但内地来岛上的船只很少，不可能经常带药来。这时苏轼已经须发皆白，瘦骨嶙峋。无病时精力还好，饮食如故；一生病，加之缺乏药物，他就受不了了。他在《与元老侄孙书》中说：“近来多病，瘦悴不复往日。……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州)广(州)海舶绝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


　　就物质生活讲，苏轼父子在儋州确实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就精神生活讲，苏轼仍“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书》)。组诗《谪居三适》集中表现了他这种“超然自得”的生活情趣。一是《旦起理发》：“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鬃。?鞍响珂月，实与竏械同。”年轻时候，睡眠很好而忙于朝谒，痒未搔足就要衣冠楚楚地朝谒上司，拜会同僚，如服辕之马，如竏械加身，很不自由。现在好了，每天可以“安眠”到“日出”，才起来梳头，清爽极了：“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
　　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
　　”二是《午窗坐睡》，两脚盘在蒲团上，两肘靠着竹几，沉沉入睡，重游“无何有”之乡：“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三是《夜卧濯脚》：“长安大雪年，束薪抱衾?。云安市无井，斗水宽百忧，”长安柴贵，云安水贵，都不可能舒舒畅畅地濯足。儋州虽然米贵，“得米如得珠”；但柴水不缺，可任情“濯足”：“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这里虽然缺药，但洗脚就可疗脚疾：“土无重講(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谁还会再次把足裹起来，去做虚有仪表的猕猴呢?以上《三适》，都是在官场中享受不到、也体会不到的乐趣，所以他说：“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苏轼远谪海外，只好以诗文自娱，既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朋满坐，饮酒赋诗；又没有什么书可读，只有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被他“目为二友”。苏轼从政期间，无暇从事学术研究。他的学术性著述，主要集中在贬官黄州和贬官岭南期间。贬官黄州期间，他完成了父亲苏洵的遗愿，作《易传》9卷，自己又作《论语说》5卷。在贬官岭南期间，他对《易传》、《论语说》作了修改补充，又作《书传》13卷，《志林》5卷。他在儋州著书很辛勤，《夜梦》诗说，梦中自己像儿童似的嬉游，父亲责怪他，他又赶快去读书。“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韦，熟牛皮，古代用竹简写书，用熟牛皮条把竹简编联起来叫韦编。据说，孔丘读《易》，“韦编三绝”，串联竹简的熟牛皮带都断了三次。苏轼认为自己在《易经》上下的功夫应比孔丘更多，甚至当用更牢固的犀革来串联竹简。苏轼对他完成《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书，是很重视的，他说：“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可惜这三部书为他的诗、词、散文的成就所掩，后人特别是今人很少研究它。

　　苏轼在岭南期间还为培养后进作了很多工作。他虽遭到政敌迫害，但许多学子仍不远千里，追至贬所，从苏轼学。其中有琼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吴子野、儋州人黎子云兄弟、符林等人。姜唐佐字君弼，元符2年(1099)9月自琼州来儋州向苏轼求学，直到第二年3月才回去。他“词义兼美”，苏辙曾感慨道，不料海南有这样的佳士。
　　苏轼后来北归时，对这个学生还以“无缘更到琼会见”为憾(《与姜唐佐秀才》)。吴子野名复古，又字远游。他与苏轼交游二十余年，苏轼贬官岭南，他访苏轼于惠州；苏轼贬儋州，他又渡海相从；后来在送苏轼北还途中去世。黎子云兄弟住在儋州城东南，贫而好学，“躬农圃之劳”。苏轼曾同张中一起去访黎氏兄弟：“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使君(指张中)亦命驾，恨子林塘浅。”为了聚会方便，大家主张凑钱作屋，苏轼也欣然同意，并名其屋曰载酒堂：“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
　　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苏轼还表示愿与黎氏兄弟为邻：“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此外，还有一个郑清叟冒着风涛、海盗两大危险从苏轼学，苏轼在《赠郑清叟秀才》中说：


　　风涛战扶胥，海贼横泥子。

　　胡为犯二怖，博此一笑喜。 　　问君奚所学，欲谈仁义耳。

　　我才不逮人，所有聊足己。

　　安能相付与，过听君误矣。


　　扶胥、泥子皆地名。这当然是苏轼的客气话，事实上他对后学是很有帮助的。他曾给葛延之讲作文之法。他说，商店里各种商品无所不有，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换取，这就是钱。文章中的词藻，就是商店中五花八门的商品，文章的立意(即今天所说的主题)就是钱。“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目。”(《梁溪漫志》卷4)这确实是苏轼的经验之谈，对后学是很有启发的。在苏轼到儋州之前，这里的文化是比较落后的。宋朝建国以来的百余年里，这里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在苏轼北归后不久，姜唐佐就举乡贡。苏轼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没有辜负苏轼的厚望，只是在他北上京城应试时，苏轼已经去世，苏辙为他续完了这首诗，中有“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之句(《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大观3年(1109)，即苏轼去世后不久，海南历史上就出现了第一名进士。《琼台记事录》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这是合乎事实的评价。

　　苏轼远谪海南，时时盼望北归。他刚刚渡海时，就忍不住北望中原：“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他听见山呼海啸，觉得似乎是群仙饮宴，在庆贺他北归有期：“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梦中得句，觉而遇清风急雨》)但是，时间年复一年的过去，他的归期却杳无消息。哲宗元符3年(1100)正月，六十四岁高龄的苏轼，听说他多次提出的让决堤黄河北流入海的治黄主张已经实现，而他贬官海南却未得赦，因此深有感慨地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贾让，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上策是引黄北入海；中策是多修漕渠，分杀水势；下策是修缮旧堤。虞翻字仲翔，三国时吴国人，因忤孙权，长期流放交州，在当地讲学不倦，门徒数百人。这里，苏轼以二人自喻，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

　　但是就在他发出这一感叹的时候，年仅二十七岁的哲宗病近了，徽宗赵佶继位，政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有利于元皊党人的变化。哲宗当政年间被贬的官吏，已死的追复原官，录用其子孙，未死的逐渐内迁，苏轼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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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志不改，贫、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