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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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弗林和谈论弗林效应的心理学家都明确认为，该效应强烈暗示了，智商测试结果与成长和教育等后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另一项关于个人智商变化的跟踪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同一组人相隔若干年的两次智商测试，结果相差很多，多者可差20点，而且变动方向与间隔期中的活动显著相关，比如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经历、从事的职业、业余爱好，都可能影响智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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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心理学家反对脱离具体问题情境而谈论一般化智力，似乎大脑只是一台空白的通用图灵机，在成长教育过程中安装上各种应用软件，而通用智力就相当于电脑的存储和计算性能，进化心理学早已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被笼统的涵盖于智力之下的各种心智能力，都是为解决进化史上所面临特定生存繁衍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各自有着特殊的适用背景，著名的沃森测试便表明，当情境稍稍转换，或仅仅因为描述问题所用的实例不同，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变得很困难，或得出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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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灵长类运用既有心智技能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强得多，这大概与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化有关，比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就是什么都吃的机会主义者，而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更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生态位变迁，这个物种在适应新的生态位、食物源和生计模式上，表现出了最强大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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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将特定的心智能力不断移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力已变得高度通用化，而这个通用化过程从灵长类先祖便已开始，但它的获得过程与电脑这种人工智能相反，我们先有专门化的应用程序，然后它们为适应不断的移用需要而变得越来越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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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个体而言，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不需要终身保持，尽管从进化史跨度看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频繁而迅猛，但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个人生命期所面临的问题，在其出生的时候都已存在了，所以个体只须在幼年期具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以便将其心智训练和配置成适合其所在生态位即可，而过了青春期，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通常很快会丧失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新事务缺乏兴趣，变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在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这对多数人并不是缺点，反倒有不少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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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市场经济极大的加速了社会变化，新事物、新技术和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个人生命期所经历的世界、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所处的信息环境，也始终在变化，这就要求个人尽可能的延续其处理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即在成年后继续保持好奇心、学习能力，特别是类比、抽象和移用的能力（就好比在断奶后继续喝牛奶以维持乳糖消化能力一样），而事实上人类确实也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巨大潜力，这表明我们的智力发展窗口期具有足够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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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弹性或许可以称为非遗传性的幼态保持，它让我们能够将教育延续到26岁甚至更晚，能在一辈子更换四五个职业而应付自如，让老人在65岁之后还能学会跳舞、打字和QQ聊天，或许正是这种弹性，解释了为何现代社会的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在传统社会，由于学习窗口早早就被关闭，多数人在中年之前就已经变得僵硬封闭无法开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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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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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三场电视辩论的到来，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决战，美国以外，最急切的关注这次选举的国家，大概是以色列和伊朗了，因为选举结果将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是长期的恐惧还是一时之痛，是人民饿肚子还是政权遭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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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以来，中东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冷战结束后更是上升到了首要位置，这从本次辩论也可看出，主持人所选择的五个议题中三个是关于中东和伊斯兰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中东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都赞同过去四年美国政府处理中东问题的原则与方式，尽管对其效果的评估有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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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罗奥两人都没意识到或拒绝承认，美国中东政策在过去几年遭遇了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失败，它听任甚至促使也门和利比亚变成另一个阿富汗或索马里，埃及变成另一个伊朗，叙利亚变成另一个南斯拉夫，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不仅反恐战争以来获得的成果将全部丧失，中东将陷入远比911之前更坏，甚至世人从未想象过的恶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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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诸多差异中，唯一有着可预见的现实后果的，是伊朗问题，奥巴马始终坚持外交和制裁手段，拒绝划出一条红线，并宣布越过此线就使用武力解决，罗姆尼则主张在外交和制裁无效的前提下以武力为最终手段，所以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伊朗问题未来走向；主持人很准确的把握了这一问题焦点，并将此议题命名为“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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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红线，是一组可以客观判断的条件，划线者承诺，一旦这些条件满足就发动战争；在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划清红线既是大国之间和平相处、也是由大国出面遏制国际秩序挑衅者的可行方式；一条清晰的红线和划线者执行红线的决心和声誉，可以让各方明确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期，从而有效阻止机会主义行动，维持既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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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宣布红线需要提到战争这个字眼，发出战争威胁，而这对于民主社会的政治家是很高的成本，所以除非国民安全直接受威胁，政治家都避免提及战争，特别是在大选敏感时期，多数选民不会耐心听你解释，为何宣布红线和威胁发动战争才是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而态度暧昧、甚至提前宣布放弃武力手段，反而更容易将你拖入战争，对选民来说，你宣扬战争，他强调和平，你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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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红线又只能由大国来划定，因为在国际冲突中，弱小一方往往偏爱机会主义策略，他们的承诺和声誉不值钱，也没人会相信，我们经常听到某些小国三番五次宣布对方怎么怎么就等于宣战，却从未兑现过；实际上，弱小者看似瞒旰的行动往往是在试探大国的底线，此时对方若态度暧昧，或嘴上虽强硬行动却迟疑不决，缺乏一条清晰边界，那这么做就能不断为自己捞到好处，而且每份好处一旦捞到手，时间一长就成了既得利益，对方再加干涉更缺乏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