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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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比篡位者和滥权者更热衷于维护法定称序的每一细节，最为专制的都铎王朝最跋扈的君主借助奴性最强的国会以最可尊敬的程序通过的教诲法案、至尊法案、上诉法案、继承法案完全有资格成为法学家及国会史家耐心把玩的珍品。1529年改革国会的议员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难望其项背的积极性为王前驱，尤其表现出值得嘉许的忠顺：急不可耐地对国王敌人作出比国王拟议中更严厉的惩罚。日后伊丽莎白朝的国会殷勤地通过决议：“任何一个英国陪审团都有权砍掉外国君主的头，只要‘我们敬爱的童贞天后’有此愿望，不过是尊重父王一朝的成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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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年国会议期长达七年，对于趋炎附势的橡皮图章而言是颇不寻常的。四大法案是教会与中世纪社会的死刑判决书，也是宫廷权贵瓜分公共资产的动员令，残酷无情的新时代开始了。国会向失去供养者的底层慷慨奉送严刑峻法，却不得不面对圈地逻辑由不动产、公产开始，终不免进入商业领域的难堪前景。从权贵阶级的角度看，恩出自上，教会产业、公共土地与商业包卖权无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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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都铎英国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腐败贪婪名垂竹帛，因为封建初期根本不存在公共事务与公共开支概念，而被前朝汲尽了资源的斯图亚特君主已经只能以无需成本-预算的生徒精神自慰了。弗兰西斯·培根能自承赃私同时自居正人与贤哲，可以视为时风的镜子。伊丽莎白朝戏剧的夸张宏丽，也只能在一个以挥霍为关键词的宫廷社会雨露之下才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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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罗马与拉丁文圣经能维持教会的统一，王室毁弃天主教会并不能使国教会取代她的位置。国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拉锯战必然为雨后蘑菇般疯长的分裂教派提供空隙，被遗弃的下层阶级的苦难自动转化为激进清教团体。布道词是最有效的政治武器，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学作品，贯穿都铎一朝的圣经翻译之争就是这场剧变的活证词。受操纵的国会自然不会吝惜加强王权、镇压异端的各种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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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名远播的“剥夺公权法案”允许国会以简单多数不经审判不出示罪名即杀人，也是在都铎王朝得到最初及最大范围的滥用。这些马基雅维利式“国家理由”原本是绝对主义时代王权膨涨的西欧普遍现象，英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所有加强专制权力的议案都是由国会、特别是由习惯于只作账房不问政事的下院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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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绝对主义基本原则，抬高在下的，贬斥在上的，市民比贵人更适于充任王权盟友，大陆第三等级从狮子伙伴的口中得到的通常是经济或社会的实惠而不是法定程序上的抬高。在对封建自由与贵族特权的灭亡表现幸灾乐祸之余，比英国市民实力更雄厚的欧洲布尔乔亚忘记了城市自由与市民特权也同时消失在新君主国的血盆大口中。利用比上院更易于控制也更急于表忠的下院议员作表决机器是亨利八世的妙计，于是国会在实质权利降至最低点的同时，其法定程序的完美达到最高点。而且下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程序上也在实质上）都掌握了超过上院的国事决定权，同时并未丧失原有的财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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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国会的权能分割，一如选区制度，都是都铎专制的政治遗产，虽然日后这笔遗产使用的方式与其设计师意图大相径庭。所谓“英国源远流长的古老自由”就是诸欧共享的封建自由与绝对主义新潮的历史平衡点。绝对君主制的失败将导致一个海上的波兰，其不合时宜的封建自由将毁灭有效治理的可能性，同时毁灭民族国家的胚胎。封建自由的失败将导致凡尔赛式行政官、常备军统治，甚至可能开辟通向东方专制主义之路。这一平衡点是由一系列无法设计、无法重复的历史偶然与地缘形势造成的，犹如纽芬兰渔场的昌盛有赖于寒流与暖流恰到好处的相持，是一种超乎人力所及的历史宿命，人类可以认识而无法创造、可以利用而无法掌控、得缘甚难而失时极易的低概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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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对国会选举的操纵得心应手，亨利的专制主义乐于给予忠仆议院更多优惠，不下于往日更为独立的国会以自身力量争取到的权利。1512年王室主动授予国会言论自由权，1543年议长才请求将此项恩典纳入定例，次后就永远成为国会的权利。1543年普利茅斯选区议员与伦敦市的诉讼中，国王袒护下院，宣称即使国会的僮仆也在国会特权的保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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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盟关系从社会阶级视角看与法兰西王-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联盟极为相似，却是以尊重古老程序、只改变议员阶级成分而不是破坏历史传统、中断国会（三级会议）的方式实现的。实质相近而形式相异的起点引向实质与程序皆分道扬镳的结局，或许那些主张掌握实质就可以轻视形式的历代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是太信任人类的理性、太低估无形无文不可表述的历史隐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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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及时的驾崩结束了王权上升通道，（不经国会即成立的）王命法与（无需证人的）大逆罪随风而逝。爱德华、简·格雷与血腥玛丽的政府都不过是脆弱的宫廷派系联盟，政令反复无常，不足以维持威信。王室一呼、议员百诺的盛况不再。尤其是血腥玛丽与西班牙的联姻带来天主教复辟的危险，也使瓜分教产的受益人体会到切身的痛苦。“与其得到正教而丧失（教产）土地，不如信奉邪教而保留土地”，这就是下院对血腥玛丽的答复。国会与君主属于敌对的教派和党派，是绝对君主制毁灭、立宪君主制复古维新的直接原因，玛丽就是詹姆斯二世的预演，她的早逝或许使英国避免了一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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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争议把锐气注入一度气息奄奄的国会，新教承担了民族主义与社会激进主义的双重使命，使“反对党”、“两党竞选”的概念登上前台。爱德华六世的政府采用与先王相同的方法（重画选区、圈定傀儡议员）扶持王党，取得的成效大不如前。1553年大选在幼主明发上谕于各郡各市长吏、指定候选人、以特惠收买伦敦市、以王室代理人直接助选的片面造势中展开，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选民公决。耗尽威望的王党面对不可信任的国会、垂危的君主、天主教与清教激进派的叛乱这三重噩梦，根本无力坚持国教中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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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及时解脱了爱德华王及其辅政大臣，天主教党人玛丽迅速清洗了简·格雷及其微弱的“延续宗教改革温和派”政府，解散了煞费苦心才组成的新国会，公开宣布以武力执行“全有或全无”的天主教强硬派路线。1554年大选是在官方恐怖和迫害的血腥气氛中举行的，却选出了一个坚实的反对党多数。中庸不能立足，王室国会形同敌国，王党依靠西班牙津贴与非法的勒索勉强维持，一再破坏议员特权以清除激烈分子，却终归无法迫使国会取消伊丽莎白公主的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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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立场与希望蒙蔽了玛丽的眼睛，使她看不清这些失败正是她最大的恩人，她本人及其重臣的人身安全都系于新教继承人的生存，唯有合法继承将自动结束恐怖统治的希望能防止内战或政变。倘若玛丽有嗣或伊丽莎白早亡，日后降临在查理一世或詹姆斯二世朝代的剧变就要提前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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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的朝代是亨利八世的回光返照，一面以宗教改革温和派的中庸立场调和四分五裂、积怨日深的国民；一面重申绝对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国会是王朝的辅弼，绝不是君主的同列。从礼仪方面看，她达到了目的，主要因为国会多数派是她的友党而非反对党。但在实质方面，亨利八世是（取代兰开斯特王朝封建国辉的）绅商国会的恩主、保护人和教师，伊丽莎白却是依靠国会的保护才得以维持生命与王冠的，她的强大主要建立在国会对前朝恐怖统治的畏惧之上，这种警戒心理巩固了伊丽莎白个人的地位，却削弱了王朝的地位，使得国会不可能不自卫性地干涉政务、乃至干涉伊丽莎白最不容人插手的婚姻、继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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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朝的财政基础也是远为脆弱的，圈地时代的公共资产瓜分已经养大了宫廷恩幸的胃口，封建千年的积累在一代内就挥霍殆尽了。在牺牲了教会与劳苦阶级的资源后，将圈地逻辑延伸为下一步牺牲绅商市民、瓜分商务垄断权不过是顺流而下罢了。然而这种操作终将把布尔乔亚由王朝感恩戴德的盟友变成死敌，一贯比伊丽莎白本人更忠于伊丽莎白的国会竟然为了“钦赐专卖权”而喊出“面包不在内么？”的反调。伊丽莎白以其灵活身段撤回成命，买到了议员感激淋漓的忠心。不过一如既往，受益的是她个人的统治，损害的是王室的权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