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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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革命（通货膨胀）对旧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不仅下层阶级谋生困难，各国王室为了保证岁入跟上物价，必须面对可怕的考验。绝对主义的兴起意味着：解散国会、废除城市自治、打击妨碍中央集权的地方贵族、王室取得武断征税的自由。此后，王室才能用增加的岁入建立有执行力的官僚机构，供养越来越庞大和昂贵的常备军，才不至于在列强争霸的残酷角逐中被淘汰。波兰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维护封建自由和国会政治、信赖免费和自愿的骑士与民兵，将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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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不能依赖他的地方行政和司法机构，却可以信赖国教会的教区牧师。贵族是心怀叵测的逆党，主教却是患难与共的忠仆。为国王提供拨款的国会难以控制，由国王提供俸禄的国教牧师恪尽职守。①从都铎王朝末年到汉诺威王朝初年，英格兰王国的社会-政治生态基本如此。国教徒—主教制拥护者—保王党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不信奉国教者（dissent）”一词的构词法和政治意义与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dissent）”都相去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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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的官办宗教改革把英国国教会看作早期罗马普世教会的正统继承者，除了以英王取代教皇为教会正统首脑外，大体承袭教阶体制，原本无意容忍教派分立，更不用说共和主义的自治教会了，但爱德华六世、简•格雷政府的软弱无力和血腥玛丽政府明显的党派性质却使二者都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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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年，逃亡欧洲大陆的新教流亡者以他们的宗师约翰•加尔文1541年建立的日内瓦神权共和政体为模板，在大陆组织了第一个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其章程规定：教务管理权属于平信徒长老和牧师组成的委员会，牧师和执事都由选举产生。②这是斯特拉斯堡-日内瓦教规的翻版，相比之下，国教会的克兰默大主教由英王任命，国教公会议也只有谘议之权，远不能与大权独揽的加尔文宗长老会议相比。1556年新《教规》将最终权力交给全体会众。③此后，“反对万恶的主教制”成为新教徒最有感情号召力的动员口号，出现在反对查理一世的1638年苏格兰叛乱④、反对查理二世的1679年博斯威尔桥战役⑤、反对詹姆斯二世的1685年蒙茅斯叛乱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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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年，血腥玛丽去世，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流亡者获准返英，他们去国时携走（国教的）《爱德华祈祷书》，归国时带来（加尔文宗的）《教规》。为了配合伊丽莎白初年清算天主教-西班牙余党的政策，克兰默大主教邀请彼得•马特、约翰•拉斯基等清教神学家光临英格兰。⑦1559年，伊丽莎白以清教徒的班底，取代玛丽一朝的主教，马修•帕克出任英国国教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⑧这是一个权宜性质的政治同盟，建立在对血腥玛丽恐怖统治的痛苦记忆之上：国教会搁置对共和主义的戒心，清教徒克制对主教制的厌恶，携手应付共同敌人天主教-西班牙威胁。同年，国会修改《祈祷书》，比伊丽莎白设想的更为激进，而且以恢复《至尊法案》为条件要挟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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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同盟内部的分裂日益明显。清教徒的神学理论有一处致命伤：他们能够雄辩地证明罗马教廷不代表基督教正统，却无法解释在路德以前，基督教正统到底在哪里。①即使在路德以后，否定教阶体制的自然结果就是不断产生更多的分裂教派，满足不了王室确立正统、维护教会统一的要求。国教会把罗马教廷的正统性和统一性转移到英王一身，明显更符合伊丽莎白一世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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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丽莎白王位的巩固，她越来越不喜欢这些难以控制的盟友，同时国会中的清教徒也逐渐丧失了温和派的同情。1563年，清教徒议员再度提出进一步加尔文化《祈祷书》的议案，以一票之差在国会落败。②潮流开始逆转。1570年，剑桥神学教授托马斯•卡特赖特公开反对主教制，鼓吹宗教会议或长老会制度，但没能阻止国会于次年通过标榜中庸的《英国国教会信纲》。③清教徒企图把战役的失败转化为战争的胜利，掀起了《告国会书》论战，国教徒的主要辩手惠特吉夫特报之以《回答》。1577年，伊丽莎白重申主教制和君主的叙任权，软禁了最后一任流亡者出身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格林德尔的职务，以惩罚他坚持加尔文宗王权不得支配教务的立场，拒绝压制不由官方主持的民间宗教会议----长老监督会----它肯定会发展为长老会的胚胎。1583年，格林德尔在软禁中去世，惠特吉夫特继任坎特伯雷大主教。④这场失败是决定性的，从此，英格兰的清教徒退回在野党的位置，直到内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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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水的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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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政治时间表还停留在蔷薇战争之前的封建自由状态，没有产生出自己的绝对君主制，斯图亚特王权微弱，不足以左右大局，因而君主-天主教-清教的三角斗争出现了另一 种结局。1559年，加尔文的弟子诺克斯返回苏格兰。《至尊法案》、《统一法案》在英格兰恢复的消息传到苏格兰后，诺克斯在柏斯发起暴动，破坏了当地的圣方济各修道院。摄政太后玛丽•吉斯调法军入援，新教徒则求援于伊丽莎白的大臣塞西尔。英法争执的结果是当年签订的《爱丁堡协定》，苏格兰王国自英法百年战争以来的传统盟友法兰西撤出了不列颠岛，此后再也没能回来。形势自此明朗化：苏格兰在政治上必将背离法兰西，在宗教上必将背离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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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一个都铎式的强大王权出于政治平衡的目的而维持介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中道主义国教会，在英格兰失败的长老会在苏格兰取得全胜。1560年，苏格兰国会废除天主教。⑤詹姆斯六世在长老会监视下度过了有名无实的虚君岁月，一旦继承了伊丽莎白的王 位，享受到绝对君主制和主教制来之不易的优越性，就企图把英格兰的体制推广到苏格兰。他的基本政策是“通过语言、宗教、习俗的相似性把两王国联合起来”。⑥事实上，联合的真实意义是要使苏格兰长老会接受英格兰的主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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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苏格兰，他的任务要艰巨得多。”⑦1604年（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第二年），詹姆斯就在汉普顿法庭会议上宣称长老会和君主政体势不两立。⑧《柏斯五章》（Five Article of Perth）就是这一政策的结晶。⑨1618年，苏格兰教会勉强接受《柏斯五章》。但1621年，苏格兰国会断然拒绝《柏斯五章》，显示了英苏联合的限度。对两王国古已有之的混合宪政理论，即国王、贵族、乡绅-市镇代表的“三位一体”模式，他反而委婉地认可，承认“是法律将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和“未经三个等级许可不得征税”的惯例。①从效果上看，两者都不利于王权，但前者是群众色彩浓厚的新兴力量，后者是封建自由的历史权利，斯图亚特王朝对后者总是更多一些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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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分析，绝对主义国家有一个政治支柱和一个社会支柱。在欧洲大陆，政治支柱是官僚机构和常备军，他们是王室武断征税的产物，而他们的存在又使王室进一步武断征税成为可能。这一恶性循环（对官僚食税集团而言是良性循环）终将毁坏社会自治能力，使官僚机构和国家成为同一概念，任何宪法上和政治上的变化都只能改变官僚机构的组织原则和政策方向，因为除此之外已经别无有效统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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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官僚机构和常备军几乎不存在（除了海军以外），只有国教会勉强能（部分地）填补这两者的政治空间，这使十七世纪英国的政治冲突与宗教冲突纠缠在一起，也使王室在钱袋子和枪杆子两大命脉上必须永远仰面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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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柱是马上得天下的封建旧贵族瓦解后，起家于乡绅地主和富裕市民阶级，凭籍个人才智、勇气、劳绩、尤其是野心而发迹变泰、干禄公卿的新人、或者不如直呼为冒险家和暴发户。在法国，这批人称为长袍贵族（出身布尔乔亚，以法学家身份入仕，以君主国官僚、特别是行政法院为归宿的新人），也就是孟德斯鸠认为应当为法国国运兴隆负责的那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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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凡封建制度（The feudal system）解体，君主专制（Absolutism）代兴之际，各国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新人崛起、世卿没落的场面，英国并不特殊。然而这一集团既没有被统治集团排斥，又没有被收编为绝对君主废封建、立郡县的官僚机构中坚力量，反而相当顺利地继承了与等级君主分庭抗礼的封建旧贵族在国会中和在社会上的势力，最后竟以市民（Bourgeois）和人民（Populace）当然领袖的身份出场，推翻君主专制，倒确实是英格兰独有的自发秩序生成（spontaneous order）。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