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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614年詹姆斯一世策划成立“王家出口商号”，一切出口布料必须在此登记获准，撤销出口商人的特权。公司负责人威廉•科卡尼爵士许诺每年孝敬王室300000镑，他关心的不是振兴英国工业，而是自己在垄断利润中分红，希望自己至少搞到每年400000镑。经营不善引起生产过剩，政府又坚持：为了保证工人就业，伦敦商人必须购买布料，同时维持布料生产，使得生产过剩更加严重。不出一年，整个计划破产。1616年9月，科卡尼宣布国王陛下的荣誉危在旦夕。结果，旧出口商人行贿60000-70000镑，买回自己原有的权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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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年，国会开始举起自由贸易的旗号，宣布垄断违反了王国的基本法。④由于《垄断法案》（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侵犯了特权，被称为“反对君主制的法案”。⑤ 查理为了避免不听话的普通法院审理影响他的特权的案件，把影响垄断的案件移到王室直接掌握的星室法院。食盐垄断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捷径，分散的消费者对此最难抵制。垄断者明知国会一有机会就会攻击他们，因此更倾向于涸泽而渔的短期利益，形成恶性循环。⑥长此以往，英格兰的税制就会向法国那种以间接税为基础的体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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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政治后果是：税收倾向于根据人数分配而非根据财富分配，人数最多的穷人通过消费最多的（国家垄断的）生活必需品，承担最大份额的税负。王室亲信可以通过经营权力获得太容易的收入，⑦挤压无力从政府谋求垄断权的独立商户，这些人正是不信奉国教者（dissent）的主力，他们不久就把神学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愤怒都发泄到王室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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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评述斯图亚特经济规章时说，“如果这一制度维持下去，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⑧尼弗教授认为，官办企业导致的管理混乱和资源错置，“对工业进步而言，几乎与成功的法律强制一样危险。”⑨1920年代的经济衰退动摇了整个英国经济，恢复缓慢。收租困难，于是士绅不愿纳税，于是国王与国会关系紧张。下层阶级的不满造成了1628-1631年叛乱，部分原因就在于1630年代更加积极的国家经济干预政策，政府与有产者形同水火，原因也在这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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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朝的第二项财务政策是效法欧洲大陆的武断（即不经纳税人代表----国会议员同意就）征税，最重要的磅税、吨税、船税一开始就引起下院的强烈反对，②不惜号召商人抗 税，③证明了只有在无国会统治（Personal Rule）在财政上的必要性。如果（用国会党人的词汇）保卫英格兰的传统自由和抗拒非法征税的正当性必要性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有效的政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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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东部南部沿海市镇、特别是本身就像一个独立王国一样强大的伦敦市在无国会统治的十一年内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对斯图亚特王朝有致命的后果。几乎整个有产阶级联合起来拒绝船税。1636年，国王征船税196600镑，只得到7000多镑，直到苏格兰战争给人们提供了反抗的机会，百分之六十一的船税仍然没有征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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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朝的第三项财务政策是强迫借款。⑤这是他所能选择的最糟糕作法，强迫借款的武断性任意性使得人人自危，所需要的漫长诉讼程序为王室作了有效的负面宣传，实现了敌视王室的清教徒布道士多年来的梦想。如果说武断征税需要解散国会，那么强迫借款就需要排斥普通法和普通法院（common law court），大兴实际上是政府一个部门的星室法院（Court of the Star Chamber），⑥甚至军事法院。⑦这意味着不仅向爱德华•柯克爵士和普通法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除了在教会任职的以外，以普通法家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开战，也要向整个王国的保守势力宣战，包括那些在其他一切问题上都与王室保持一致的虔诚国教徒和保王党。查理一世各项政策中，唯一连勤王骑士党和复辟王朝都深恶痛绝，坚持必须废除的，也只有这一项。日后国会党和骑士党、辉格党与托利党唯一意见相同的地方也就是普通法的一贯优越和爱德华•柯克爵士的一贯正确。在对抗历史潮流的普通法战胜大陆法的事件中，⑧查理一朝的反面教材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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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借款的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错误在于，它能够得到的金钱与其招致的痛恨根本不 成比例，至于保证稳定的收益，则纯属天方夜谭。1635年，王室通过星室法院强迫伦敦市缴纳罚款70000镑。①这是星室法院空前而且（更重要的是）绝后的成就。但这样解决不了政府的财政问题。以此断绝伦敦市借款的机会，只会对王室更加不利。何况为了平衡预算，政府拖欠债务已经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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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年苏格兰叛乱的关键时刻，伦敦市因为前债未清，拒绝新债。查理的信用太坏，只得抵押王室土地。②1640年，苏格兰前线军队欠饷哗变。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占领了纽卡斯尔。查理不得不以每天850镑的价格买得苏格兰人的和平，在约克召开枢密会议，接受会议的建议，结束四处碰壁的无国会统治，重新召开国会筹款。③这时形势已经很明显，无论财政问题如何解决，绝对君主制已经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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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制危机：宗教、自由与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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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室而言，1604年的选举开局不利。白金汉郡发生选举纠纷，导致新君和新国会尚未共事就发生权力之争。尽管詹姆斯干涉选举只不过是遵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先例，国会还是赢得了第一回合，确定以后的选举争议必须由国会裁决。④新国会召开后，又迫使王室作出一个更重要的让步：将主持国会委员会议事的发言人（Speaker）由国王钦定改为议员选举。⑤1604-1629年，新程序载入典章，从此成为定例，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发言人职位虽然卑微，地位却十分重要。正是通过他，伊丽莎白才能随时掌握国会的动态，象对待仆人一样对待议员，武断地干预议事日程，必要时直接中断会议，把出言不逊的议员召来训斥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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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改为选举后，国会委员会对王室而言就不再透明了，国会委员会不再是众人清议的场所，而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单一实体。詹姆斯无力或无意干涉国会程序，后果在1642年落在查理一世头上。查理企图逮捕国会五议员时，发言人伦肖尔对他说，“微臣于此无目可视、无舌可言，唯下院议绅之命是从。”⑥英国的宪制和国会的权力都是依靠历史长期演进中一点一滴的积累造成的，这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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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年国会挫败了詹姆斯的所有期望，英苏两王国合并案被否决，使得国王颜面大损，因为他已经过多地将个人声望寄托在这个提案上了。同时，国王过于积极地支持主教制，压制长老派，在汉普顿宫廷会议上对主教们作了颇有预见性的讲话：“一旦你们出去，他们（长老会）进来，我知道我的君权会落到什么下场。”⑦对于清教徒，他们的本分是服从，否则就“把他们赶出去。”①这自然使得英格兰政治格局趋于两极分化，英（主教制）苏（长老会）两王国更为疏远，为以后的英苏战争、两王国清教徒合流颠覆王室埋下了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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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在推行绝对君主制的时候，成绩远不如前朝，但他当学者比当君主内行得多，斯图亚特王朝蒙受绝对主义最高峰的名声，主要应该归功于他的理论著作而不是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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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年下院通过《下院权利声明》（Apology of the Commons）宣称：“我们的特权和自由，就像我们的土地和货物一样，是我们继承的真正权利。”②时，詹姆斯在公开演说中回敬道：“国会是君主设置的，君主制之外别无国会。与某些人喜欢鼓吹的相反，君主制和王国先于国会就已经存在很久了。”③这里的“某些人”如果不是普通法的宗师、国会党的领袖爱德华•柯克爵士本人，至少也是他领导的党派。国会的历史正统性和英格兰混合或平衡宪制（Mixed or Balanced Constitution）的法统是他们最喜欢的学说。